莫斯科学派

莫斯科学派的某些观点已经被认为过时（如把词的形式仅仅归结为词缀的可分解性等），但是他们摆脱了传统语法的束缚,积极探索语言本身的形式标志,对语法理论的发展起了促进的作用，对后来的俄语界影响很大，常被称为形式学派。在国外，他们的理论得到哥本哈根学派L.叶尔姆斯列夫的肯定，后者在20世纪20年代指出，莫斯科学派的功绩在于，提出语言中的纯形式范畴问题，反对把语法问题同逻辑、心理问题混为一谈，主张区分共时研究和历时研究等。

此派的基本观点有的与德国新语法学派一致，如从心理学立场去理解语言的本质，主张严格运用语音规律。在研究方法上，他们认为，当不知道某一语言变化的出现是由于语音规律还是由于类推作用时，应该先用语音规律去解释，只有解释不通时，才考虑类推作用。但是他们与新语法学派有不同之处：他们强调语言的社会性，把语言看作众多单词和词组的总合；主张区分语言的内部历史与外部历史；重视语言史同社会史的联系，认为社会的变化会引起语言的相应变化（如语言分化、方言合并等）;认为不仅思维依赖语言,语言也依赖思维。他们的某些看法同后来的法兰西学派、布拉格学派相近。

在印欧比较语法领域中，莫斯科学派有过一些重要的发现。19世纪90年代，福尔图纳托夫在波罗的 -斯拉夫语中,发现了词重音在一定条件下由词首移向词末。这个发现，俄国语言学界称之为“福尔图纳托夫 -索绪尔定律”，因为F·de索绪尔在同一时期在立陶宛语中也发现了同样的规律。例如动词"〔我〕拿"，梵语 bhár╣mi和古希腊语férō重音都在词首,而俄语бep╒则重音在词末，这是从词首移过来的。

在普通语法理论方面，福尔图纳托夫提出了一系列不同于前人的观点。他把词的意义分为两类：一类是同客观世界相联系的“现实意义”（词汇意义），另一类是语言本身所具有的“形式意义”（语法意义）。 他认为语法学是研究语言形式的科学，词法学研究单词的形式，句法学则研究词组的形式。词的形式就是词能够分解为“基本部分”(词干)与“形式部分”（词缀）的性能，具备这种性能的词是有形式的词，否则是没有形式的词。一个词能否分解取决于语言内部有无对应关系，即某一形式的存在必须以某些其他形式的存在为前提，这种关系必须通过一定手段表达出来。福尔图纳托夫强调，划分词类应该根据形式标志，而不应以逻辑、意义为依据。他将原始印欧语中的词分为有词形变化的（变格和变位的）和没有词形变化的（不定式、副动词、副词等等），并且认为在其他语言中也可以这样分。按照他的看法,世界诸语言的形态分类法应该是:①粘着语（如乌拉尔-阿尔泰语）；②曲折-粘着语（如闪语）；③曲折语（如印欧语）;④词根语（如汉语）;⑤多式综合语（如美洲印第安语）。他认为词根语中的单词没有形式。

在句法学中，福尔图纳托夫以词组为基本概念，认为句子只是词组的一种，即所谓完整词组（有语法主语和语法谓语），而不完整词组通常只是完整词组的一部分。他强调，句子的语法分析应该不同于判断的逻辑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