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6号

来源

1939年9月5日，汪伪“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务委员会”在上海成立。此前，汉奸丁默村、李士群即在日本指使下建立了特工组织，机构设在上海大西路76号。后因此处活动不便，又由日本特务晴气庆胤亲自选定极司菲尔路76号作为特务活动场所。9月5日，在汪伪“国民党召开的六届一中全会”上，正式决定成立“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务委员会”，由周佛海任特务委员会主任委员，丁默邨任副主任委员，李士群任秘书长。特务会下设“特工总部”，以丁默邨为主任，李士群、唐惠民为副主任。

“76号”的创始者是李士群。早年参加过共产党，曾赴苏联学习，后被捕叛变成为国民党的中统特务。1938年又投靠日本特务机关当了搜集情报的汉奸，日军侵占上海后，为急于控制上海，便出钱、出枪，指令李士群尽快建立汉奸特务组织。李士群觉得自己的号召力不够，请来了甘当汉奸的军统、中统双料特务丁默邨。

他们网罗愿意降日的军统、中统人员作骨干，另收买流氓、地痞等社会渣滓作打手，拼凑起了一个汉奸特务组织的班底。经日本特务机关“梅机关”的晴气庆胤中佐选定，将极司菲尔路76号的原安徽省主席陈调元公馆作为丁默村、李士群特务组织的驻地。

1939年5月，叛国投敌的汪精卫来到上海筹建伪政权。日本侵略军为增强汪伪实力，遂将丁默村、李士群的特务组织拨给了汪精卫。力量薄弱的汪精卫立即把这个特务组织当作自己实施傀儡统治的支柱之一。丁默邨、李士群分任汪伪“特工总部”的正、副主任，但“76号”的真正主人，却是日本特务机关。“76号”内驻有一支由涩谷准尉统领的日本宪兵分队，职责就是监视“76号”的汉奸特务。“76号”每采取大的行动，不但要事先知会日本特务机关，还要在日本特务机关派员督导下方能实施。

诞生

1938年，抗日战争已经持续了将近1年，处处愁云惨淡。唯独上海的英租界和法租界依靠外国人的势力依旧超然于战祸之外。而且国民党的两大特务机构（中统和军统）在上海大量潜伏特工，刺杀汉奸和日本人，给日本人造成了很大的创伤。但是日本间谍在上海根本无用武之地，所以日本特务土肥原贤二才会想到创建和中统、军统一样的特务组织——汪伪76号。另一方面，当时由于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的叛变，使得戴笠（军统的特务头子）派出了军统天津站的18个特工到越南进行对汪精卫的暗杀。结果暗杀失败（杀了汪精卫的秘书），使得日本认识到了汪精卫的重要性，因而使76号诞生。76号诞生后，由于人手不够，李士群曾经想办法和青帮老大杜月笙拉拢关系，结果失败了，后来，李士群又拉拢了另外一个青帮头目——季云卿，因此季云卿的弟子也投靠了76号。就这样一栋洋房，一笔经费，几条枪，上海最让人闻风丧胆的特务机构就此开张。

机构

76号是日本侵华政策的产物。1939年在日本驻沪领馆引荐下，已经投敌的原国民党特务李士群、丁默村与日本军部代表土肥原贤二会面，提出《上海特工计划》，得到重视。日本大本营下达了《援助丁默村一派特务工作的训令》。1939年5月汪精卫抵达上海组建伪政权，日本军部决定让李、丁部与汪部合流。经过汪伪国民党“六大”，汪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务委员会特工总部正式成立，由周佛海任特务委员会主任委员，丁默村任副主任委员。李士群任秘书长，以丁默邨为特工总部主任，李士群为副主任。

酷刑

在汪精卫直接领导下，由特务委员会周佛海、丁默邨、李士群直接指挥，设有惨无人道的酷刑三十八套，如吊打、坐老虎凳、灌辣椒水、电刑、钢针刺指，设有天牢（吊捆在半空中暴晒）、地牢和水牢。

罪行

为在社会上制造恐怖气氛，“76”号在路灯下悬挂血淋淋的人头，向人家屋内扔断手断脚，在人家门上插匕首、寄子弹、恐吓信等，甚至跟踪绑架人质。仅1939年至1943年，不足四年的时间内，“76”号制造的暗杀、绑架事件达三千余件，每年近一千起。 　仅仅1939年8月30日至1941年6月30日，上海报人遭暗杀的有：《大美晚报》朱惺公、程振章，《大美报》张似旭，《申报》金华亭。还有积极主张抗日救国的其他报人，如李驳英、邵虚白、赵国栋、冯梦云、周维善等。为了推行伪币，在银行制造血案，如1941年3月21日，在霞飞路（现淮海中路）1411弄10号，用机枪扫射，当场打死6人，打伤五人。次日在中国银行宿舍绑架员工达128人。3月24日，又在中央银行和中国农民银行门口放置定时炸弹。“76号”也有针对共产党人的行动。如于1939年12月12日暗杀茅丽瑛而引起社会公愤。

分崩瓦解

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日本开始推行新的侵华政策，为了获取太平洋战争所需要的战略物资，强化汪政权，需要安抚上海大资产阶级。同时日本进入租界后，不再希望有混乱的市面，而希望局势稳定。而76号如果还是一味胡作非为，在日本人眼里它的利用价值正在失去。但是此时的76号，尤其是它的头目李士群势力已经强大，并非轻易可排挤掉。

特务头子李士群也在开始为自己留退路，一方面开始联系国民党军统特务，表明愿意为军统在上海的行动提供帮助，另一方面也为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从上海撤离提供帮助。重庆的国民党军统特务得知李士群帮助共产党人士后，大为不满，为了防患于未然，决定除掉李士群。同时日本方面也深感李士群尾大不掉，失去了豢养他的价值，于是日本人和军统特务合作，在1943年9月，由日本上海宪兵队特高课长冈村借化解李士群和熊剑东（军统特务）矛盾为由，请李士群到家里吃饭，暗中在牛肉饼下了毒。虽然李士群事先处处小心，决定不吃日本人东西，但是冈村盛情难却，他吃了一小口牛肉饼，还去厕所吐了出来，不想日本人下的毒非常厉害，李士群回到家中便上吐下泻，不消两日便一命呜呼了。李士群死后，“76号”里大小头目争权夺利，很快也分崩瓦解了。

郁华被杀案

1939年11月23日上午，一位五十来岁戴眼镜的男人，照常走出家门，准备去上班。谁知他刚出家门，只听砰的一声，一个埋伏已久的杀手向他射出了罪恶的子弹。被杀者是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刑庭庭长郁华，凶手正是汪伪政府下属的 “76号” 特务机关。那么到底是什么使郁华招致了这样的杀身之祸呢？ 郁华被杀缘起一桩报馆打砸案。汪伪政府为压制租界内报纸的抗日舆论，1939年7月22日，76号派了几个打手喽啰砸了《中美日报》，打手被公共租界巡捕房抓获，并被判了刑。76号找了代理律师提出上诉，并写信给将承审这件上诉案的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刑庭庭长郁华，进行恐吓，要他撤销原判，宣告无罪，否则与他本人不利。郁华是著名作家郁达夫的胞兄，他富有正义感，不向汉奸特务恶势力低头，仍维持原判，将上诉驳回。不久，这样一位正义的地方法官就这样惨死在了特务的枪下。

茅丽瑛被杀案

12月又发生了茅丽瑛遇刺案。茅丽瑛是上海海关的一个职员。上海沦陷后，茅丽瑛担任中国职业妇女俱乐部主席，并且加入了共产党。1939年7月，她多次组织为抗日部队募捐的大型活动，声势和社会反响很大，“76号”恫吓她，还派人去现场捣乱。在法庭上，茅丽瑛指认那些破坏者，进行了面对面的交锋。1939年12月12日，76号派人埋伏在南京路、四川路职业妇女俱乐部附近，当茅丽瑛走出职业妇女俱乐部时，开枪射击，她腹部中弹被送至医院，虽被取出弹头，但是因为弹头事先已被涂过毒，三天以后，茅丽瑛离开人世。 抗日志士茅丽瑛的死，在上海滩引起了很大的轰动，有2000多人不畏“76号”和日本宪兵的威胁，参加茅丽瑛的葬礼，她的葬礼成为了上海孤岛期间一次影响非常大的抗日活动。

詹森被杀案

八一三淞沪战争结束后，国民党军队虽已撤出上海，但许多中统、军统特务留在了租界，他们不断对投敌分子采取行动，因此蒋方特工与汪伪特工在孤岛展开了血腥特工战。 季云卿是上海滩有名的大流氓，丁默村、李士群等都是他的徒弟，76号的成立，季云卿曾出了不少力。1939年秋天，国民党军统派特务詹森将他杀死于家门口。因为刺杀行动未暴露，詹森没有离开上海，还把行刺用过的一枝小手枪送给了姘妇卢文英。卢文英又把手枪送给了一位姓张的大流氓，还把手枪的来历吹嘘了一番，没想到，这位流氓与76号有勾结，便把情况告知丁默村。很快，詹森就被76号抓获，审讯之后，马上枪决。

戴星炳被杀案

1939年9月，军统派少将级特派员戴星炳来沪，伺机暗杀汪精卫。不料，行踪暴露，被76号逮捕。丁默邨、李士群想利用戴与重庆军统建立协作关系，戴星炳当即表示同意，并致函重庆，不久收到重庆方面的回信，批准戴星炳与“76号”合作，丁默邨、李士群本打算放了戴星炳，但仔细研究了信件后，发现信上有些字的笔迹比较粗，如果把这些字连起来，得出与全信内容相反的意思，即指示戴星炳假装合作，伺机执行暗杀。“76号”很恼火，马上把戴星炳枪杀了。

中储行被袭案

1941年汪伪政府为了控制沦陷区的金融，发行“中储券”作为通货，造成上海金融界的混乱。重庆国民党政府为了保持沦陷区法币的地位，打击中储券的发行，利用留在上海租界内金融实力，予以抗衡；同时，又利用潜伏在上海租界内的军统特务，袭击中储行上海分行，暗杀中储行工作人员多人。汪伪财政部长周佛海得知伪中储行上海分行被袭击，人员被暗杀，大为震怒，遂下条子给“76”号头子李士群，要“76号”马上采取行动报复，报复的手段之残忍，在中国的暗杀史上可以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3月21日，“76号”的一批特务来到霞飞路（今淮海中路）1412弄10号江苏农民银行宿舍，将所有职员11人集中排好队，然后用机枪扫射，结果造成六死五伤。当天晚上，“76号”又出动大批特务，乘坐两辆汽车，驶到中国银行集体宿舍，这里住着许多中国银行的职员和家属。汪伪特务破门而入后，就照着事先准备好的名单抓人，分两批将近抓了200个人，押回“76”号严刑拷打。在制造了这两件骇人听闻的大案后，“76号”仍不满足，接着他们又做了几颗定时炸弹放到中央银行和交通银行，炸弹威力很大，死伤二十余人。军统也不甘示弱，他们把正在医院治伤的伪中储行的一位科长劈死在病房。“76号”为报复，又来到中行别墅，杀了3人，所谓一命抵三。“76号”接连制造了几起银行惨案，滥杀无辜百姓，引起了舆论强烈谴责，汪伪集团更加声名狼藉。蒋汪特工混战，杀得难分难解，结果是两败俱伤。戴笠示意在香港的杜月笙设法调停，双方罢战。

地址

位于沪西极司菲尔路北76号（今万航渡路435号），与其东邻74号、马路对面75号均为当年外国人向道台衙门购买土地修建的花园洋房，门牌为公共租界的蓝底白字门牌。沦陷前为安徽省主席陈调元的住宅，有一座洋楼、一座新式平洋房、一座很大的花园。

洋房外貌

大门为西式，门内的东边在1939年9月1日召开汪伪国民党六大之后、1940年3月“国民政府还都”之前，建了南北相对的两长条20余间中式平房，作为汪伪国民党中央社会部使用。大门明轩的东边建了一座面对极司菲尔路的瞭望台。想进大门的人得有淡蓝色的通行证。

二门原为西式，“76”号改为牌楼式，中间为门道，上方匾额为蓝底白字的“天下为公”；左右两间砌为枪眼，架设两挺机枪，作为警备之用。想进二门的人得有淡红色的通行证。

二门之内的东边，增建了南北相对的两长条20余间中式平房。南方最西端一间，是警卫大队长吴世宝的办公室。北方最西端一间，是审讯室。其余的是警卫大队驻地，后来成为“76”号各处室的办公地。

二门之内的西边斜对过，是一座三层洋楼，称为“高洋房”，想进高洋房的人得有别在衣领后的特殊标志。走上楼梯，迎面是穿堂和楼梯。 一层东边第一间是会客室，里面有两个交际花作为接待员。会客室后面是一个里外间，外间是电话接线间，有三个男接线员分三班轮值，两个交际花有时也来帮忙；里间是储藏室。会客室对面是大菜间（餐厅），里面有门通向后面的会议室，会议室也是新参加“76”号的特务的宣誓室。

二层东边，会客室的上方是丁默村的办公室兼卧室，不过他只住在附带的浴室里。丁默村的房间对面是李士群的卧室。两个卧室之前为李士群的办公室，但丁默村也放了一张办公桌，但从不去办公。李士群的卧室左边，有一条狭长的走廊通向客房和高洋房以西的大礼堂。另有一条甬道通向后面吴世宝的卧室，甬道旁有两间专关女犯人的小囚室。

三层的两间为犯人优待室，在楼梯口有铁栅栏，有专人把守。高洋房前是一座很大的花园，花园西边的一个大花棚被改为看守所。花棚西边新建了一座两间的楼房，作为电务室，电台设在这里。花棚前面是一座三间的平洋房，建筑形式新颖，作为日本宪兵督导之用。

高洋房西边有一座三间两进的石库门楼房，后来打通了楼下的房间，天井搭上玻璃天棚，搭了一个讲台，改为可容200余人的大礼堂，汪精卫的“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就在此召开。1939年9月1日召开汪伪国民党六大之后、1940年3月“国民政府还都”之前，一部分作为肃清委员会使用，另一部分作为汪伪国民党中央社会部使用。

“76”号西邻华村是一条死胡同，1939年9月1日召开汪伪国民党六大时被占用，作为代表的住所，后来作为“76”号、肃清委员会、汪伪国民党中央社会部的高官的住所。为此把华村的弄堂门封闭，在“76”号西墙开了一个便门，从“76”号大门出入。

“76号”为日本人可谓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他们的头目李士群却死在了日本人的手里。而“76号”如果还是一味胡作非为，在日本人眼里它的利用价值正在失去。但是此时的“76号”，尤其是它的头目李士群势力已经强大，并非轻易可排挤掉。 1942年，李士群的亲信、“76号”的警卫大队长吴四宝先被日本宪兵毒死。一年以后，李士群也被日本宪兵队的特高课长冈村少佐用同样的手段毒死。李士群死后，“76号”马上就被改组。汪伪的特工总部被撤销，另立政治保卫局，下设第一局和第二局。第一局虽仍驻“76号”原址，但权势却大不如前。1944年11月，赴日本治病的汪精卫死于日本，“76号”再降为第一局下属的上海分局，萎缩瓦解之相已经显现。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76号”也随之彻底覆灭。曾在“76号”作恶的汉奸特务头子丁默邨，于1947年被枪决。其余中层头目苏成德、杨杰等人也未逃脱惩罚，均被判处死刑。

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上海滩头、洋场巷尾，曾掀起几场人、鬼、魔大战。在这东方第一大都会里，秦楼楚馆依旧，歌舞靡靡中却有人血溅粉墙；章台柳巷无，雕梁画栋间往往鬼哭狼嚎；寻常职工宿舍、店辅、报社、银行、会突然飞沙走石、天昏地暗、血肉横飞。这是人与鬼的鏖战，也有魔与魔的厮打。若放胆窥视一下制造这些罪恶的渊薮——魔窟，虽然那儿是“月昏灯焰绿，鬼啸风声酸”，但可揭开它们的内幕，洞悉它们的伎俩，倒可以使善良的人多几个心眼。古人说，贪游名山者，须耐仄路；贪食熊掌者须南耐慢火；贪看月结者，须耐深夜；贪见美人者，须耐梳头。那第探究这魔窟，亦应耐得血腥，带包橄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