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雅

通达高雅。 晋袁宏《三国名臣序赞》：“ 长文 通雅，义格终始。” 南朝 宋 刘义庆 《世说新语·品藻》：“通雅博畅，能以天下声教为己任者，不如也。” 严复 《<蒙养镜>序》：“今者 桐城 吴君 燕来 ，以通雅之才，躬迻译之事，明白晓畅，殊便家人。”

《通雅》共五十五卷，作者用三年时间完成了初稿，其后不断增补修订，至康熙五年才付梓，前后共计三十年，是作者的心血之作。

全书共分疑始、释诂、天文、地舆、身体、称谓、姓名、官制、事制、礼仪、乐曲、乐舞、乐器、器用、衣服、官室、饮食、算数、植物、动物、金石、谚原、切韵声原、脉考、古方解答等四十四门。对举凡天地人身之故，辄通考旁征而会通之。

在《自序》中作者表明：“此书非类书”。“函雅故，通古今，此鼓箧之必有事也。”……今以经史为概，遍览所及，辄为要删，古今聚讼，为征考而决之，期于通达，……名日《通雅》。”

这部书包括了天文、地理、算学医学等“志艺”之学，记录和总结了我国劳动人民许多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经验。介绍了当时传入国内的一些西方科学知识，并批判地加以吸收总结，广征博引，成为当时科学，学术成果的总汇集。在书中也比较集中地反映了方以智的“质测之学”。

方以智重视实学，提出了自然科学与哲学联盟的“质测通几”的新理论，并且在这个理论指导下进行了艰苦的学术实践。

质测之学研究的是源远流长、无所不包的客观物质世界。研究范围是鉴定性质，品评优劣，把握规律。“通几”则是研究天地万物动静分合变换的致理，也就是揭示事物之所发生变化的固有的因果联系。

方以智认为，古今中外的学问知识，任其纷繁复杂，都可以根据事物的规律加以分类。他在《通雅·文章薪火》中说：“有专言德行者，专言经济者，专言文章者，专言技艺者，专言权势者，专言兵符者，专言法纪者，专训诂者，专记事者，专寓喻者，统而言之，无非道也，无非性命也，有专言性命之道者，离事离法以明心，而举其曷统者也。因有专言生死鬼神者，因有废世以专言仙定者，因有专言养生者，因分忘世之言、出世之言，因有别传善巧者奇兵者，要不出于质论、通论。考测天地之家，象数、律历、声音、医药之说，皆质之通者也。专言治教，则宰理也。专言通几，则所以为物之质理也。皆以通其质者也。”

意思是说：德行、经济、文章、技艺、权势、兵符、法纪、训诂、记事、寓喻等专科都可通称为天人性命之学，及至于专门讲天人性命之道、生死鬼神、仙定、养生、忘世、出世以及别传善巧，都不外乎质测和通几两类。

他对于那些死守伦理，不务实学的儒者颇不以为然，指出：“世所为儒者，多有二病，穷理而不博，闻道而不为善。……守苦难，以尊礼法，与好作诡异以超礼法者，皆好名之徒，桎梏其至性为之者也”。“汉儒解经，类多臆说：宋儒惟守宰理，至于考索物理时制，不达其实，半依前人。”从学术角度批评了“儒者”的好名疏陋。认为西方的质测之学尽管还不完备，但却较之通几之学详细。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他的实学体系。

方以智还认为，对前人的知识不能无批判的继承，必须“善疑”。要善于从别人不注意的地方发现问题。对前人积累下来的知识，“不可不识，不可不疑”他说：“吾与方伎游，即欲通其艺也，遇物欲知其名也。物理无可疑者，吾疑之，而必欲深求其故也”。

在质测通几的指导下，他博采众家之长，考寻变化之源，殚精竭虑，集三十年心血，考证名物象数，训诂声音，完成了开一代实学新风的巨著《通雅》在名物训诂，文字学，者韵学等小学方面，方以智提出了“考世变之言，通古今之诂”的思想。他说：“愚历考古今音义，可知乡谈随世变而改矣。不考世变之言，岂能通古今之诂而是证名物乎？”“非考古不能诉源，非博洽旁通不能知古。”“固当旁采诸家之辨难，则上自金石钟鼎，石经碑贴，以至印章款识，皆当究心者。”

他还提出了“事属一字，字各一义，如远西因事乃合音，因音而成字，不重不共”，“使万世奉同文之化，是所望也”，改革汉字，使汉字拼音化的思想。在三百多年前，能有这样的认识和想法，在当时是卓然独立的。

《通雅》以其博大精深，不仅记录总结了当时的科学文化知识，而且反映了作者唯物主义世界观，其考据精核的学风和研究方法，还影响了清代的许多学人，开创了一代学术新风。

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清初学海波澜余录》中指出方以智治学方法有三大特点：

推崇疑问：“物理无可疑者，吾疑之，而必深求其故也”，“学不能观古今之通，又不能疑，焉贵书簏乎”重视旁证：“是正古文，比籍他证，乃可明也”。不盲从古人，全书每条都有自己的见解

清纪昀《四库全书提要》十分推崇方以智的《通雅》，他认为明中叶的杨慎虽博洽但好伪说；焦竑也喜考证，但动辄引用佛典，失于芜杂；“然以智崛起于崇祯中，考据精核，回出其上，风气既开，国初顾炎武、阎若璩、朱彝尊等沿波而起，始一扫悬揣之空谈，其中千虑一失，或所不免，而穷源溯委，词必有证，在明代考证家中，可谓卓然独立者矣”。

方以智，生于明万历三十九年，卒于清康熙十年，字密之，号曼公，自号龙眠愚者，浮山愚者、密山愚者、泽园主人、鹿起山人，密山子、愚者密等。江南安庆府桐城人，是明清之际著名的学者、思想家，我国古代自然科学哲学的批判总结者。明亡后，他更名吴石公，流亡岭南，出家后，改称弘智、行远、无可、药地、墨历、极丸、浮庐等，人尊为木大师、青原尊者、四真子。

方以智出生在官宦、儒学世家，从小就受到了严格的教育。七岁，就随父亲宦游蜀、闽、幽、燕、齐、鲁，饱览祖国的大好河山，了解各地的风土人情，开拓了眼界，并开始接触西学。十五岁时，由于父亲得罪权臣魏忠贤，被削职还乡，方以智也随之回家读书，曾先后就学于著名学者白瑜、王宣以及房师余扬、傅海峰。

方以智家学渊源。曾祖父方学渐，精通医学、理学，并且能学习诸子百家，融会贯通，自成体系，著有《易蠡》、《性善绎》、《桐夷》、《迩训》、《桐川语》等。祖父方大镇在万历年间，曾任大理寺左少卿，著有《易意》、《诗意》、《礼说》、《永思录》、《幽忠录》等数百卷。父亲方孔■，曾任湖广巡抚，精通医学、地理、军事，并且较早地接触西学。主张研习经世致用的知识，著有《周易时论》、《全边略记》、《尚书世论》等。外祖父吴应宾，精通释儒，著有《学易全集》、《学庸释论》、《宗一圣论》、《三一斋稿》等。

除了家学，他所授业的老师亦都是当时的著名学者。白瑜，长于词赋经史，崇尚实学。王宣则专攻名物训诂和《诃》、《洛》之学。余?，治学严谨，是当时治《春秋》的大家。傅海峰则是当时的名医。

另外，家中还有藏书丰富，被誉为“两间皆字海，一尽始羲皇”的稽古堂。在这样的环境中，少年时代的方以智受到了浓厚学术氛围的熏陶。等到成人后，又四处交游，结识学友。在他的学友中有一部分外国传教士和文化人。从他们那里，方以智学习了解了西方近代自然科学，从而更加开阔了视野，丰富了学识。方以智也曾试图以科举入仕。崇祯庚辰，三十岁的方以智中进士，在京任工部观政、翰林院检讨、皇子定王和永王的讲官。李自成攻毁北京后，流亡南京，投奔南明弘光政权。但却不断受到排挤，于是不得不改名换姓，流寓岭南一带，以卖药为生。顺治三年，受瞿式耜约请，参与了拥立永历政权的活动，任左中允，少詹事，翰林院侍讲学士，后又受排挤，不得不遁迹于少数民族聚居的湘、桂、粤西一带，过着“曲肱茅屋鸡同宿，举火荒村鬼作邻”的生活。顺治七年，“披缁为僧”，九年秋，回到故乡桐城。

他拒绝接受举荐，不再入仕，于顺治十年皈依天界寺高僧觉浪禅师道盛。康熙三年冬，受庐陵县令于藻和吉安人士的邀请，到吉安青原山静居寺主持佛事，并授徒讲学。康熙九年冬，因健康原因退居泰和。第二年春天，因为曾拥立南明，受牵连入狱，后来在押解赴岭南的途中，因“背病发，卒于万安途次。”方以智一生正当明清交替之际，时局动荡，政权更迭频频，使得他个人的际遇也十分坎坷。在他的青年时代，由于仰仗祖上的余荫，尚能过着“衣纨■，饰驺骑，鸣笳叠吹，闲雅甚都”的富贵文人的生活。明亡后，他四处流亡，尝尽酸甜苦辣，历经世事沧桑，艰苦的十年流亡在他的思想上打下了深刻的烙印。在对现实失望后，放弃了少年时的经世抱负，出家后，虽然看似逍遥法外，但却不忘救世，讲学宏道，交朋纳友。

方以智的祖辈都直接或间接同东林党有关系。他从小也养成了关心时世的习惯。十四岁时，曾徒步到数百里外的考场参加会试，以此来磨炼意志。长大后，重视游学、交友和经世务实之学，他认为：“天下脊脊多事，海内之人不可不识，四方之势不可不识，山川谣俗，纷乱变故，亦不可不详也。”他曾作诗曰：“繁霜如雪孤南征，莫道能无故国情。斥?抱揄方大笑，牵牛负轭总虚名。凌云久动江湖气，杖剑时成风雨声。海内只今信寥落，龙眠山下有狂生。”

表达了自己非凡的政治抱负。为谏议皇帝选贤用能，革除弊端，实行某些改革，曾写了《拟求贤诏》、《拟上求治疏》、《拟上求读书见人疏》等，决心以襄扶明朝中兴为己任。

他曾在《书鹿十一传后》中表示要“挹东海之泽、洗天下之垢”。正是在这种经世思想的指导下，十年间，他不顾境遇艰险，孜孜以求，收集了大量的资料，坚持不懈地写作。代表他经世思想的主要著作，如《通雅》、《物理小识》、《浮山文集前编》、《膝寓信》等作品大都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