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长捷

1919年10月，军校毕业后派任山西陆军第4混成旅（旅长赵戴文）第7团（团长龚凤山）第1营（营长卢丰年）少尉见习官、第1连中尉排长、上尉连长、少校团副。

1925年1月，调升第1旅（旅长傅存怀）第2团（团长卢丰年）中校团副。

1926年8月，升任第18旅（旅长卢丰年）上校参谋长。

1927年3月，第18旅扩编为第10师（师长卢丰年），仍任上校参谋长。7月调升国民革命军北方军（总司令阎锡山）独立第15旅（辖两团）少将旅长。

1928年3月，所部扩编为第3集团军（总司令阎锡山）第9师（辖三团），升任少将师长。9月第9师缩编为第3集团军暂编第5师（师长李生达）第9旅（辖三团），降任少将旅长。10月第9旅改称第36师（师长李生达）第106旅（辖三团），仍任少将旅长。

1930年4月，第106旅扩编为第3方面军（总司令阎锡山）第12师（辖三团），升任少将师长。

1931年1月，第12师缩编为东北边防军第9师（师长李生达）第17旅（辖两团），降任少将旅长。6月边17旅改称第72师（师长李生达）第208旅（辖两团），仍任少将旅长。

1935年，晋军第七十二师师长李生达被人暗杀，师长则由陈长捷继任。

1935年4月19日，续任陆军少将。

1936年7月，升任第72师（辖两旅）中将师长。11月12日获颁四等云麾勋章、国民革命军誓师十周年纪勋章。

1937年8月，升任第1预备军（辖第72师）中将军长。10月预1军改称第61军（辖第72师），仍任中将军长。11月15日晋任陆军中将。

1939年3月9日，升任第13集团军（总司令王靖国）中将副总司令兼第61军军长。5月26日调升第6集团军（辖第61军、暂编第1军）中将总司令。

1939年7月，以战功先后晋升为第十一集团军副总司令、第六集团军总司令兼第四行署主任。

1941年4月，调任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部（总司令邓宝珊）中将副总司令。11月调任伊盟守备军（辖新编第26师、骑兵第7师）中将司令。

1943年10月，考入陆军大学特别班第七期深造。

1946年3月，陆大毕业后派任军政部第20军官总队中将总队长。

1947年3月，调任联合勤务总司令部第8补给区中将司令。

1948年6月，调任天津警备总司令部中将总司令。11月兼任天津城防司令部司令。

1949年1月15日，在天津与人民解放军作战时兵败被俘后关押于抚顺战犯管理所。

1959年12月4日，特赦释放后派任政协上海市秘书处专员。

1968年4月7日，在上海逝世。

战败被俘

1945年，抗战胜利，陈长捷又出任芜湖军官总队长，1947年改任联勤总部第八补给区司令。12月，蒋介石命陈长捷为天津警备司令。

陈长捷升天津警备司令是傅作义鼎力推荐的。当年投靠阎锡山也是傅作义的主意，因此傅作义也不能不是他的恩人。陈长捷对他的恩人保证：“请总司令放心，有我陈长捷在，天津万无一失。”当年的傅作义任华北“剿”总司令，北京和天津都是“特别市”，直接归南京行政院管辖，守住北京和天津都是傅作义天字一号的大事。傅作义很高兴地说：“知我者，莫过于介山也。”陈长捷在天津进行了“大搜查、大逮捕”，又增兵添将、修建工事，连蒋介石视察后也夸奖说：“好，好的，各地的守备将领如果都能像陈司令这样认真负责，把防御体系搞得好好的，共产党还能有什么办法？”但天津还是没能守得住。1949年1月2日，秘密入关的东北野战军完成了对天津的包围，采用“先吃肉，后啃骨头”的战术，并以林彪和罗荣桓的名义，写信给陈长捷等人，劝其放下武器和平解放。但陈长捷错估了自己的力量，回了一封模棱两可的信说：“武器乃军人之第二生命，放下武器乃军人之最大耻辱，岂可随便放下。贵军倘有谋和诚意，请派代表前来商谈。”东北野战军再次重申：天津守军必须在1月8日前放下武器！1月8日过去了。过了两天，解放军严令：1月13日12时前必须把部队开出城外，听候处理，否则，1月14日攻城。陈长捷向北京的傅作义请示。傅作义说：“只要坚定地守住，就有办法！”陈长捷自然是惟命是从了。1月14日上午10时，解放军的上千门火炮同时向天津城开火。陈长捷等人只好躲到地下室里指挥战斗。晚上他要通华北“剿总”的电话。参谋长李世杰仍然回答说：“再坚持两天就有办法了”，陈长捷摸不着头脑。他坚持到15日上午9时，解放军已经涌进了他的地下室指挥部。他颤抖地举起双手说：“弟兄们，我们缴枪，我们通知部队不打了，投降！”

改造

陈长捷是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布的战犯被俘虏的，关押在河北省井陉县华北军区政治部军法处看守所，后迁北京功德林，归公安部北京战犯管理处。

陈长捷怀着弃恶从善的愿望，积极配合管理人员工作，一直表现很好。管理人员说，他自费买马列的书读，很认真。开头是出于好奇心，想看看到底写的是什么，读着读着，有了兴趣，竟至于手不释卷，大家戏称他为“理论家”。再则，劳动态度也很好。他年高体弱，列在三、四类，可以只干些轻微的劳动，可是他总是争取多干。

但是他对于傅作义总是耿耿于怀。有一次，已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部长的傅作义到功德林监狱看他，他怒目而视。傅作义走到他的面前，他故意低头不语，似乎有许多的怨恨。他曾对人说：“他在北平和平谈判，命令我坚守不投降。他成了起义将领，我却成了战犯。我上了大当！”真有些“成已萧何，败也萧何”的意思。

傅作义是在天津解放后在北平宣布和平起义的。当时事关机密，没有告诉陈长捷，只是模棱两可说：“坚守就有办法。”谁知北平的谈判还没有结束，天津就不能“坚守”而被解放了。傅作义起义后对陈长捷的处境觉得很内疚，曾多次以书面或口头形式向毛主席、党中央报告，要求赦免在押的陈长捷等人。1956年3月在第二届全国政协常务扩大会议上，傅作义两次发言说：“我为这些人（指战犯）乞求，要求宽大他们，把他们度出来。”他说，从社会的过渡到人的过渡是一个道理，既然社会主义可以过渡，为什么人就不能过渡？

傅作义通过监狱管理人员向陈长捷作了解释。陈长捷心中的怨恨烟消云散，紧紧地握着傅作义的手说：“谢谢，谢谢！”

释放后的生活

1959年12月4日，陈长捷成为首批获得特赦的10名战犯之一，喜获新生。周恩来总理亲自接见他，对他宽勉有加。接着他到上海与家人团聚。并任上海市政协秘书处专员，负责文史资料的编撰工作。短短几年时间，他写有10余篇30多万字文稿，留下珍贵的历史资料。但“文化大革命”期间，他被当作“牛鬼蛇神”卷入横扫之列，几乎天天都要遭到批斗。1968年4月7日自杀。

平反

1979年复查平反，2月27日，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在龙华革命公墓为他举行追悼大会，宣布为他平反昭雪，并将他的骨灰安放在龙华革命公墓。

细读资本论

过不几天，我改变了对他的看法。他不是行伍出身的，而是保定军校第六期毕业的第一名高材生。他不仅外表温文尔雅，而且看文件也有很高深的理解能力，当时在战犯所自费去买《资本论》的还没有几个，有些人是装门面，但他倒真是很认真地读，而且在许多地方都写下他读后的批语和心得，这就大出我的意料了。

因为对陈长捷的看法有改变，除了曾和他闲聊过很多次外，还从和他在天津顽抗到底的天津市警察局长、军统老同事李汉元那里得到一些有关他的许多情况。

怒瞪傅作义

李汉元曾悄悄告诉我，傅作义和许多原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来战犯管理所与老朋友老同事见面时，许多人见到这些人都很客气，只有陈长捷见到傅作义时竟是那样满脸怒容，一句话都不讲，弄成很尴尬的局面。

“为什么会这样？”我终于从陈长捷本人和别人嘴里得到答案。原来陈长捷曾在甘肃任国民党联勤总部第八补给区司令，这是一个自己不求人而只有别人去求他的肥职，掌握该地区军队一切准备物品的补给，是不用打仗的工作。因他和傅作义过去是晋军的老同事，傅熟知他是有名的骁将。当傅作义受命成立“华北剿总”时，因为他的嫡系精锐部队三十五军，在新保安被解放军击溃，知道解放军野战部队的威力，决定把部队集结于平绥与北宁铁路沿线地区，将张家口、北平、天津作为3个基点，以及沿这两条铁路的主要城市，预行工事设施，以为依据，实行所谓“灵活机动，集中优势”的“依城决战”的方略。傅作义向蒋介石提出要调陈担任天津警备司令，以加强天津的防守力量，当然一提就准。1948年秋天，济南和东北完全解放后，傅军在华北就更为孤立暴露。当时傅所指挥的军队约50万左右，原来是排成一线，如不集结便有被分段吃掉的可能。这样天津成为鼎足而立的重点，傅认为陈是常胜将军，希望他能把这一进可以战、退有路可逃的海口城

市牢牢守住。因国民党的渤海舰队正在长山列岛筹建基地，可以支援塘沽，保持海口。

陈长捷认为他防守天津，失败在于兵力太少，他的工事是修筑得相当坚固的，到后来很多坚固的工事都没有兵去把守了。因傅作义把许多精锐部队都从天津抽走，只剩下广东部队由林伟俦统率的六十二军和刘云翰统率的八十五军，以及九十二军一个不完整的师队。

靠这几万人要守住天津这样大的一个城市、抵御成倍的解放军已经是不容易了，而最麻烦的是得不到老百姓的支持。为了修筑工事，扫清射界，强拆去大量民房，使数以万计的人无家可归。特别是林伟俦那个军所属的一个团长，在防守天津附近宜兴埠时，陈长捷因为另外两个外围据点被解放军摧毁，要这个团将该据点放弃，以免因孤立而被“吃掉”。陈要他撤出时将工事破坏，谁知那个团长把破坏工事误认为将那个村庄也破坏，便下令纵火焚村。一时大火冲天，上千家房屋均付一炬，等到发觉，想抢救也来不及了。因而天津人民对国民党防守部队痛恨异常，巴不得解放军早点打进来。

陈长捷是自命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的标准军人，由于傅作义一再命令他“坚持就有办法”，他一直没有考虑过投降问题。虽然他和天津市长杜建时与几个军、师长都曾接到解放军在缩小了包围圈、准备攻下天津之前一天给他们送来的“和平放下武器”的通知。他在召集这些人开会时，谁都不愿先发言。他便先拿出这一通知，却不敢有什么表示，因害怕特务在监视，随时都有生命危险。所以没有一个人敢说应该放下武器，最后还是吞吞吐吐地作了一个含糊的决定，答复解放军：只表示“为了天津免于糜烂，要解放军派负责人来商谈，但放下武器有为难之处”。这等于是拒绝放下武器和谈判。陈长捷则依然表示“坚守就有办法”。最后是走上被活捉这条道路。

讪笑杜聿明

在农场劳动，陈长捷是属于二三流的劳动力。他编在第三队，而杜聿明更次一点编入四队，一、二两队是强壮些的，一般较重的活都由这两队担任，三、四两队担任较轻的活儿。往往是在一起工作。有次他和杜聿明两人抬一筐粪肥向地里走时，旁边看的一些同学都在暗暗发笑。因为杜聿明不但是深度近视眼，而且左腿比右腿短1厘米，走起路来，总有点一拐一拐，两个人都是那样瘦，又都是文质彬彬的。所以许多人发笑是因为这两人都是能征善战的名将，今天凑在一起抬粪筐，不认识他们的，谁会相信这一对书生一样的人，是当年指挥过那么多精锐部队的将军呢？

当他们看到大家在笑着议论他俩时，便放下粪筐和大家坐在一起。我说：“你们两人合作，可以叫做宝一对！”

陈长捷一听很不服气，便揭杜聿明的老底，说他比杜聿明要胜一筹，气力也比杜聿明大，而且不会连踩死了老鼠都不知道。这一下引起大家哄堂大笑！因为杜聿明的确闹过这样的笑话。在一次学习时，杜聿明一走进学习室，大家都感到有点奇怪，怎么今天这位同学走起路来和平日不一样一拐一拐，而是与别人一样端端正正地走，因为他是有名的“东北二瘸”之一。他当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时，与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都是有一条腿短1厘米。熊是在上海任警备司令调升江西省主席时，乘坐的飞机刚一起飞，便撞在龙华飞机场附近江面一条大帆船的桅杆上，虽然没有摔死，但腿断了一只，医好后，便短了1厘米。不过和杜聿明相反是右腿比左腿短。他们二人在东北，一个是负责军事的，一个是负责行政的。这两个东北大头头在一起开会时，一个向左拐，一个向右拐，曾使得许多见到这罕见场面的人，背地里不知笑过多少次。

那时当面是没人敢说的，杜当了战犯后，没有人去取笑他，不过看到他走路突然端正了姿势，有点惊奇。杜发现别人注意他，也似乎感到今天走路比平日不同，便坐了下来，用手提起左脚棉鞋去摸，好像有什么东西正向鞋尖滑下去。他忙摘下近视眼镜，凑近棉鞋一看，自言自语说一声：“一条绳子！”可是当他把这条“绳子”往外一拉，竟是一只踩死了的小老鼠被他提着尾巴从鞋内拉了出来。这一下弄得全组的人连文件也读不下去，而是捧腹大笑了一场。从此，这一笑话在战犯管理所中就传开了。

陈长捷的劳动能力的确要比杜聿明强一些，而我最佩服的，是他在休息的时候，既不打桥牌，也不下棋，而是手不释卷专心致志看书。

与傅作义前嫌冰释

陈长捷当时的职务是国民党天津警备司令，隶属华北“剿总”司令指挥。在功德林改造时期，当着众人的面，他不止一次地骂过傅作义：“要我死守天津，战至一兵一卒，他却贪生怕死，在北平搞和平起义，我算是把他看穿了，一个不仁不义的家伙，一个不知羞耻的东西！”每次骂到这里，站在侧旁的原国民党十二兵团司令黄维总会添上一句：“你不在天津硬打，他在北平的谈判桌上就没有筹码，所以，他还是一个玩弄权术的政客，一个损人利己的小人！”

在水利部身居高位的傅作义，自然听不到这些来自功德林的议论，但是，作为历史的过来人，他怀揣着一种内疚，一种自责，直到把一句话当面告诉当事人为止。因此，早在周恩来接见获赦人员的第二天，他就在西单鸿宾楼单独宴请了陈长捷。那天中午，傅作义早早恭候，陈长捷姗姗来迟。见面之际，陈长捷甩出冷冷一句：“按照我过去的脾气，今天是不会来的。可是在共产党监狱改造十年，脱胎换骨，把脾气也弄不见了。”傅作义哈哈大笑道：“你我是保定军校六期的同班同学，你的火爆脾气，我还有不知道的么？好在你通情达理，大人大量，所以我必须告诉你一句话，这是埋藏在我心里长达十年的秘密。”陈长捷依旧沉着脸：“有屁就放，有话就讲。”傅作义的神色凝重起来：“天津战事，我应当承担全部责任。因为，平津全局动向，已趋和平之势，结果由于我的犹豫，造成一战一和，既给天津人民带来灾难，也给同窗挚友带来不幸……”听到这里，陈长捷的眼眶湿了，他主动伸出手来，与傅作义握手言欢，尽弃前嫌。

花甲之年的陈长捷终于一扫双目阴霾满面憔悴，容光焕发地回到上海。在中南海西花厅，周恩来希望首批获赦人员都能够留在北京，用他的话说，“这样我们可以经常见面。等到春暖花开的季节，我还可以陪大家去北海划船”。但是，出于需要照顾家庭或者需要家庭照顾的原因，曾扩情去了沈阳，卢濬泉去了昆明，邱行湘去了南京。陈长捷之所以要去上海，是因为他的儿子在那边的一家企业担任工程师。

离开北京的时候，陈长捷与邱行湘结伴而行。他忘不了是周恩来的秘书把他们送到火车站，把他们带进车厢，为他们找好座位，直到汽笛长鸣，火车徐徐启动时，才与他们挥手分别的。当然，十年囚徒生涯，他会铭记共产党的恩典，作为牢友，他也会珍惜邱行湘的情谊。那是在功德林改造时，他们去京郊的秦城农场劳动，陈长捷因为破窑倒塌而休克在砖堆之下，邱行湘奋力营救，凭借浑身的气力，先将陈长捷从砖堆里拖出来，再把陈长捷背到自己的背上，足足背了几里地，才把他平放在农场医务室的担架上。陈长捷苏醒之后，第一眼便看见邱行湘，问：“我怎么会躺在这里？”“我把你背回来的。”“是你救了我。”“是共产党救了我们。”陈长捷唯恐因为步入老年而失去记忆，专门把这段话记录在日记本里。日记本的扉页上面，他方方正正地写下了一句自勉：“我下半辈子的全部事情，就是知恩图报，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报答共产党的恩同再造，报答友人的手足之情。”

火车抵达南京，邱行湘下车了。陈长捷送到站台上，两人相视无言。先说话的是陈长捷：“回去作何打算？”邱行湘胸有成竹：“不是说要劳动一段时间，向人民群众学习，求得他们的谅解么。我已经想好了，高墙之内，我是劳动标兵，高墙之外，我是生产模范！”陈长捷拍拍邱行湘的肩膀：“我要向你挑战……”

陈长捷回到上海，被分到市郊的崇明农场。这座城市虽然历来都是我们国家的工业基地，但是在那个“粮食引路菜当家”的年代，崇明农场无疑成为上海人民与自然灾害抗衡的前沿阵地。陈长捷是阵地上的一个兵，管理着几个蓄粪池。那日粪车泄粪，泄口阻塞，陈长捷二话不说，卷起衣袖，弯下身腰，伸手将泄口里的渣

滓一把拖出，顾不得湍急的粪水直扑过来，溅得他从上到下浑身发臭；那日大雨滂沱，粪池渗漏，眼见如金似银的粪便就要流失，陈长捷大吼一声，纵身跳下，用胸口死死堵住漏洞，直到农场的其他员工赶到。

邱行湘虽然在制盒厂当工人，但是饥饿难耐的岁月里，各单位都发起生产自救。白下区地处闹市，没有空土，制盒厂领到了南京近郊明故宫旧机场的十亩水泥跑道。邱行湘肩扛十斤重的鹤嘴镐，随拓荒大军在这里安营扎寨。他曾经是建造工事的专家，没有想到跑道由三层水泥三层砂石相间铺成，一镐下去，眼冒金星，十镐下去，手起血泡，远比当年的洛阳核心阵地坚硬。他又是一个应对硬仗的高手，所以开垦完毕，制盒厂兵分两路，只留几个人在蔬菜基地的时候，他递交了请战书：“我在这里留下了罪恶，因为当年赴洛阳作战，就是从这条跑道起飞的……”邱行湘的理由最具有说服力，所以他被制盒厂任命为生产组长。不到三个月，他用长满厚茧的双手，捧出了一万多斤蔬菜。

不问收获，但求耕耘。陈长捷和邱行湘的表现得到了周恩来的肯定。那是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一次国务汇报会上，谈及中国共产党对战争罪犯的改造政策时，这位总理摘下了眼镜，放下了手稿：“溥仪在北京每天早上都要唱《东方红》，他说这首歌词写得好，好就好在写出了从鸦片战争到今天，将近一百二十年，六亿五千万中国人民终于翻身做主的事实。国民党获赦人员中，绝大多数的表现是良好的，他们力所能及，吃苦耐劳，真正回到了人民的怀抱，得到当地政府和人民群众的好评。这当中有两个典型，一个是上海的陈长捷，一个是南京的邱行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