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布

平步青云

熙宁二年（1069年），曾布被迁往首都开封为官，因为韩维和王安石的推荐，曾布上书言政，说为政的根本有二：曰厉风俗、择人才；其要点有八：曰劝农桑、理财赋、兴学校、审选举、责吏课、叙宗室、修武备、制远人，这些政治主张基本上都是王安石所提倡的。

曾布又受到宋神宗的召见，因为他的建议符合宋神宗的施政理念，被授予太子中允、崇政殿说书的职位，不久又授予集贤校理、判司农寺、检正中书五房的职位，在三日之内就接连收到了皇帝的五份任职文书。

因为曾布的才能受到了王安石的器重，得以和吕惠卿一同主持开创青苗、助役、保甲、农田水利等新法，当时的老臣和朝臣大都反对王安石的变法主张，曾布因此上书说：“陛下您凭借自己的雄才大略，延请博学而有远见卓识的大臣，想在天下有所作为。但一些大臣玩弄法令，在朝堂上率先反对，小臣在下议论纷纷，人人都窥伺间隙，巧言毁谤，以舆论来愚弄君上。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因为陛下赏罚之术不明，如果能够明赏罚、用威刑，使天下都知道帝命不可违抗，法令不可轻慢，那还有什么命令不能贯彻，什么想法不能成功呢？”曾布劝神宗坚定变法决心，专任王安石以推进新法、消除不利于新法的舆论。新法大兴，曾布因此而得到重用，担任起居注、知制诰、翰林学士兼三司使等职。

重臣韩琦上书激烈地指责新法的危害，神宗因此而颇有动摇，曾布便替王安石逐条分析批驳韩琦的观点，使得新法更加稳固。

背叛新党

熙宁七年（1074年），天下大旱，宋神宗下诏征求直言，曾布上书奏秉市易务的判官吕嘉问在执行市易法时用重税来剥削人民，曾布论述说：“国家财用匮乏是因为货物不流通；货物不流通则是因为商贾不流动；商贾不流动，是因为兼并之家想方设法阻碍他们。所以在京城设市易务买卖各地的货物来不时调控物价，使价钱或高或低以保护普通商贩和平民的利益，官府也不失得到二分息钱，那么商贾自然就流动了。如今吕嘉问竟派官吏到各地买货物，严禁商人先交易，以收息多少作为赏罚和政绩高下等级的标准，所以官吏、牙人唯恐货物不被搜罗光和息钱不多，这是官府自己成为兼并势力，不是市易法的本意。”曾布此奏实质上是背叛了变法派，宋神宗把这事交给两制议论，吕惠卿认为曾布阻挠新法的施行，王安石气愤，曾布就被罢官。

同年，吕惠卿被任命为参知政事，设置诉案，发动弹劾之事，曾布被进一步贬为饶州知州，又转到潭州。后来又恢复曾布集贤院学士之衔，为广州知州。

元丰元年（1078年），曾布以龙图阁待制的身份出知桂州。又进为直学士，知秦州。后来又历任陈州、蔡州和庆州的知州。

重获重用

元丰八年（1085年），宋神宗去世，其幼子宋哲宗继位，反对变法的高太皇太后垂帘听政，旧党因此被启用。因为曾经攻击市易法，曾布复官为翰林学士，又升为户部尚书。司马光执政后，令曾布改变役法，曾布推辞说：“免役法的法令条文都出自于我，如果让我来立刻改变，从道义上讲绝不能做。”曾布因此出外。

元祐元年（1086年），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为太原知府，又历任真定、河阳知府和青、瀛知州。

绍圣元年（1094年），宋哲宗亲政，曾布调任江宁，路过京城时，被留在京城任翰林学士，后来又升为承旨兼侍读，拜同知枢密院，又进官为知枢密院事。

新党内斗

宋哲宗执政期间，章惇为宰相，曾布草拟制书时对他极其赞美，希望推荐他为相，但是章惇颇顾忌他，只推荐他在枢密院任职，所以他们俩越发不和睦。

成为执政后，曾布极力支持章惇继承新法的主张，请求鉴别赏赐那些在元佑年间说改变役法不利的臣僚百姓来鼓励舆论。章惇因此兴起大狱，处罚那些旧党成员，官吏被流放、贬职、降级，废罢的几乎天天都有，曾布也在其中多有陷害。皇宫中奉旨查处一桩案件，宋哲宗交付给执政判罪，法官认为他们诅咒并没有成功，不应当处以极刑，曾布说：“他们带着驴驹媚，使自己增加媚力，又出现蛇雾，这是没成吗？”众人都十分惊悸，于是处死了三个宫人。

章惇为获得士大夫的支持，推荐名士彭汝砺、陈瓘、张庭坚等人，又请求恢复被削夺的司马光、吕公著的赠谥，并保护二人的坟墓和墓碑，曾布却加以反对并认为这是无益之事。曾布又上奏说：“皇帝操持权柄不可倒持，如今从宰辅到言官都只知道怕宰相而不畏陛下，如果我不揭发此事又有谁敢言呢？”曾布是想排挤章惇却没有成功。

元符三年（1100年），宋哲宗驾崩，皇太后招来宰辅询问谁可立为皇帝，章惇厉声说：“按礼法而言，同母胞弟简王当立。”皇太后说：“我无子嗣，诸王都是神宗的庶子。”章惇复言：“既然都是庶子，按长幼应立申王。”皇太后说：“申王有疾病，不能立为帝。”章惇还想说话，曾布斥责说：“章惇，听太后处置。”太后决定立端王，乃是宋徽宗。

争败离朝

宋徽宗继位后，章惇得罪被罢免，曾布得以拜相，韩忠彦为左仆射，曾布为右仆射。韩忠彦虽然在曾布之上，但因为他的性格柔懦，事情多由曾布决定，但曾布仍不能容他为相。

当时政治气氛认为宋哲宗时期的政事有过失，想用大公至正解除朋党。第二年，就改元建中靖国，新党和旧党的人并用，韩忠彦被罢职，曾布独自掌权，逐渐献上“绍述”的政治主张。

崇宁元年（1102年），宋徽宗任用蔡京为左仆射，蔡京和曾布并不和睦。恰逢曾布想提拔他的亲家陈佑甫为户部侍郎，蔡京上奏说：“爵禄是陛下之赏，怎么能让宰相私自授予亲信呢？”曾布愤然争辩，声色都越来越严厉了。温益呵斥曾布说：“曾布你怎能在皇上面前失礼？”徽宗不悦而退，御史领会了上意去攻击曾布。曾布便被罢为观文殿大学士、润州知州。

蔡京依然对曾布存有积怨，给曾布加以贪污的罪名，又命开封府吕嘉问逮捕曾布诸子，又罗织罪名进行审讯，利诱无罪的佐证认罪使自己脱罪而加罪于曾布诸子。曾布落职，为提举太清宫，在太平州居住，后又降为分管南京的司农卿。又因为曾经推荐过的学官赵谂反叛，曾布被降为散官，衡州安置。又因为曾布在建中靖国元年执政时放弃湟州，被降为贺州别驾，又降为廉州司户。四年后，被转到舒州，恢复太中大夫的官职，提举崇福宫。

人物逝世

大观元年（1107年），曾布在润州去世，终年七十二岁。死后被赠为观文殿大学士，谥号“文肃”。

诗词：《江南好/忆江南》《水调歌头·魏豪有冯燕》《水调歌头·袖笼鞭敲镫》《水调歌头·说良人滑将张婴》《水调歌头·一夕还家醉》《水调歌头·凤凰钗》《水调歌头·向红尘里》《水调歌头·义城元靖贤相国》《二月》等。

北宋期间的王安石变法，虽然在颁布后都产生了或大或小的弊端，但还是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的发展，神宗时期国家收入进一步提高，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豪强地主的兼并势力，并依靠军事制度上的几个行之有效的改革取得了如熙河开边等军事成就。

曾布做为王安石变法过程中的重要助手，王安石对其的评价为：“自议新法，始终言可行者，曾布也；言不可行者，司马光也；余皆前叛后附，或出或入。”在变法期间，曾布一人身兼起居注、知制诰、翰林学士、三司使等等数职，在同为王安石的重要助手吕惠卿服丧期间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和吕惠卿一同主持开创了青苗、助役、保甲、农田水利等新法，并对反对变法的旧党进行了辩驳。

熙宁七年（1074年），曾布对市易法进行抨击，政治倾向转为中立，并与新党重要人员进行内斗，先后与章惇、韩忠彦、蔡京等人爆发矛盾，在哲宗、徽宗期间有“绍述”的政治主张。

南丰曾氏为耕读世家。自曾布之祖父曾致尧于太平兴国八年（983年）举进士起，77年间曾家出了19位进士。进士中，致尧辈7人，其子曾易占辈6人，其孙曾巩辈6人，此外，曾巩之妹婿王安国、王补之、王彦深等一批人亦皆进士。人们把生于建昌南丰的曾巩、曾肇、曾布、曾纡、曾纮、曾协、曾敦七人合称“南丰七曾”。

祖父：曾致尧，北宋散文家。宋太平兴国八年（983年）进士，官至礼部郎中。后追封宁国公。

父亲：曾易占，字不疑，天圣二年（1024年）进士，官至太常博士。后追封封鲁国公。

兄长：曾巩，字子固，嘉祐二年（1057年）进士。北宋散文家、史学家、政治家，位列唐宋八大家，世称“南丰先生”。曾巩（1019—1083）北宋建昌军南丰（今属江西）人，字子固。少有文名，为欧阳修所赏识，王安石尝与之交游。嘉祐二年进士。初为太平州司法参军，召编校史馆书籍，迁馆阁校勘、集贤校理，为实录检讨官。出通判越州，历知齐、襄、洪、福等州。元丰三年（1080），判三班院。四年，迁史馆修撰，典修五朝国史，管勾编修院。未及属稿，擢中书舍人。后病卒于江宁。任地方官时，注意除民害，平冤狱，治疫救灾。任职史馆，曾整理《战国策》《说苑》，并校定南齐、梁、陈三书。散文含蓄典重，雍容平易，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亦能诗。著有《元丰类稿》。

夫人：魏玩，字玉汝，自幼博览群书，尤以诗词见长，编有《魏夫人集》，封鲁国夫人。

曾布有十个儿子，长子曾綎、次子曾缨、三子曾缲、四子曾纡、五子曾绚、六子曾绂等。

孙：曾惇、曾忻、曾憕。

北宋仁宗时代，在繁盛的表象之下，大宋的苍穹却乌云密布，危机四伏。北宋治平二年，广大农民由于豪强兼并、赋税徭役加重、高利贷盘剥等原因，屡屡暴动反抗，揭竿而起。治平四年，宋英宗驾崩，宋神宗即位。面对内忧外患，大宋急需一场浩荡的改革来革弊鼎新，推动大宋王朝这艘巨轮继续前行。一场声势浩大的“王安石变法”拉开了帷幕。历史选择了王安石，王安石选择了曾布。

曾布走上前台

宋神宗熙宁二年，王安石以参知政事（副宰相）得到宋神宗的眷顾，主持新政变法，正踌躇满志地开始布局一场中国封建王朝中古时期以来最大的变革。而曾布也成了这场变革的有力推动者和执行者。其助力主要来自曾氏家族与王氏家族的姻亲关系。王安石主政改革之时，曾一心想报曾巩举荐之恩，怎奈曾巩一生明哲保身，居官做人十分谨慎，并且曾巩、欧阳修与王安石政见不合，相继离开了朝廷。而踌躇满志、性情耿直的曾巩之弟曾布应运而生，走到了历史前台。

曾布，字子宣，宋朝建昌军南丰人（今江西南丰），生于宋仁宗景祐二年，宋徽宗大观元年卒于润州（今镇江），享年72岁。曾布嘉祐二年取进士，后经韩维、王安石举荐，逐步得到神宗赏识，先后出任判司农寺、检正中书等官职，一生侍奉过神宗、哲宗、徽宗三帝，官至尚书右仆射（右宰相），几经沉浮、几多荣辱，颇具争议。但其秉性刚正、为民着计、独具个性的为官之绩却始终为人称道。

曾布到了京城以后，即向皇上上书言政，指出为政的根本有二：整肃风俗、选拔人才；其要点有八：鼓励农桑、整理财赋、兴办学校、审核选举、督促吏税、条叙宗室、修整武备、控制边远之人。从八项要点看，内容涉猎范围之广、程度之深，与王安石的变革主张基本吻合，符合宋神宗的施政理念，很快曾布被宋神宗召见，被授予太子中允、崇政殿说书的职位。不久，又被授予集贤校理、判司农寺、检正中书五房的职位。三日之内，曾布接连收到皇帝的五份任职文书，史无前例。

与旧势力对抗

王安石的变革势不可挡，许多老臣习惯因循守旧，极力反对、阻挠新法。曾布看到这种现状，因此上书，大意“陛下凭借自己的雄才大略，延请博学而有远见卓识的大臣，想在天下有所作为。但一些大臣玩弄法令，在朝堂上率先反对，小臣在下议论纷纷，人人都窥伺间隙，巧言毁谤，以舆论愚弄君上。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因为陛下赏罚之术不明，如果能够明赏罚、用威刑，使天下都知道帝命不可违抗，法令不可轻慢，那还有什么命令不能贯彻，什么想法不能成功呢？”诤言盈盈，其情切切，既劝谏了神宗坚定决心，又消除了对王安石变法的不利舆论，为新政推行注入了强有力的动力。

曾布和吕惠卿一同推行青苗、助役、保甲、农田水利等新法。熙宁四年，朝廷颁布改革科举制度法令，废除诗赋词章取士的旧制，恢复以《春秋》、三传明经取士。同年秋，实行太学三舍法制度。重臣韩琦上书激烈指责新法的危害，神宗因此有所动摇。曾布便替王安石条分缕析，一一批驳韩琦的观点，使韩琦哑口无言，从此埋下了两人日后争夺的伏笔。神宗见曾布理明据实，论证充分，怀疑之心不再摇摆，支持改革的心更加稳固了。

其实，当初反对王安石变法的何止韩琦一人？熙宁四年七月，御史杨绘、刘挚等人列数助役新法的十大害处，曾布为此撰文诘之，逐一予以反驳。熙宁五年九月，曾布以检正中书五房公事，详定天下账籍。同年十二月，罢制诰，为翰林学士。熙宁六年，详定天下账籍成。同年八月，详定编修《三司令式册》《诸司库务条例》……一系列法令举措的颁布、推行，一批批反对派被罢黜，使得王安石变法得以顺利推进。

新政改革遇阻

其间，曾布在王安石的提携帮助下，得到了神宗的极度信任。他时而起草下令诏书，时而与守旧派大臣唇枪舌剑。曾布恣意汪洋的政论辩驳、快意恩仇的批评指正、锋芒毕露的直言快语，得罪了大批达官权贵。那些大官僚、大地主阶层既得利益者在朝中的代表人物都是元老重臣，他们岂容地位受到威胁，利益受到损害？

熙宁七年春，天下大旱，饥民流离失所，群臣借机上书皇上，陈诉为新法所害。监安上门郑侠历来反对变法，遂绘制《流民旱灾困苦图》献给神宗。同年四月，慈圣和宣仁两位太后亦向神宗哭诉“王安石乱天下”。此番种种，均对新法推行不利，对王安石不利，对曾布不利。但曾布不为所动，依然坚守信念。

是年夏天，旱情严重，神宗下诏征求直言，以期改善新政、缓解灾情。曾布根据自己的实地调查和分析，禀奏提举市易务判官吕嘉问在执行市易法时重税盘剥百姓。吕嘉问出身仕宦世家，一贯支持变法，但秉性耿直的曾布出于公心依然提出异议。神宗让曾布调查此案，但王安石提出曾吕二人素有嫌隙，神宗听信王安石之言，为确保公正，又下令吕惠卿一同参与办案。

吕惠卿本就对曾布及此案持有不同意见。在办案中，吕惠卿趁机指使他人污蔑曾布。曾布发现后报告神宗，神宗欲罢免吕惠卿，王安石从中阻拦。无奈之下，神宗只得把案件交给“两制”（唐、宋翰林学士受皇帝之命，起草诏令，称为内制；中书舍人与他官加知制诰衔者为中书门下撰拟诏令，称为外制。翰林学士与中书舍人合称两制）议论。吕惠卿断言曾布此举是阻挠新法施行，王安石勃然大怒，曾布就此被罢官。自此，王安石、曾布两人分道扬镳，新政改革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其时，曾布正是不惑之年。

大起大落一生

被贬饶州后，曾布也曾希望王安石能回心转意，再招他回朝参与政事。吕惠卿被贬后，神宗召见王安石，想重新起用曾布，但王安石固执己见，称“万万不可”。神宗见此，只好作罢。

元丰八年三月，神宗驾崩，哲宗即位，高太后等垂帘听政，起用旧党司马光为相。旧党刘挚等人纷纷上台，极力诋毁变法派。其间曾布被召见进京，复任翰林学士等职。司马光下令曾布改变役法，曾布坚辞，再度被贬离京。

曾布被贬后，一直不忘复出，一心想为国为民，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但未能如愿。直到宋徽宗亲政以后，在纷乱的党争之中胜出的曾布担任了右仆射。但他和徽宗亲信蔡京素有积怨。蔡京联手温益抓住曾布提拔亲家之际，罗列贪污等诸多罪名，奏请皇上，将曾布逐出朝廷，放任南京司农卿等职。至此，曾布流落他乡，直到大观元年，在润州去世。

纵观曾布三起三落的人生，我们不难看出，曾布一生刚正不阿，为官为民计，执政为国思。王安石曾云“自议新法，始终言可行者，曾布也”。清末著名学者梁启超评及：“吾谓曾子宣者，千古骨鲠之士。”应该算是对其人一生命运，尤其是为官一任的最好注脚。

王安石：自议新法，始终言可行者，曾布也；言不可行者，司马光也；余皆前叛后附，或出或入。

梁启超：“曾子宣者，千古骨鲠之士”，“其才其学，皆足以辅之，南丰可云有弟，而荆公之得士，亦一夔而足者也。”并为其辩白：“荆公之冤，数百年来为之昭雪者，尚有数十人。而子宣之冤，乃万古如长夜，吾安得不表而出之。”